中國智慧城市建設的作用機制與路徑探索四
三、中國智慧城市建設的作用機制
計算機的出現、互聯網的發展、人工智能創新等信息通信技術（ICT）疊加創新，使人類社會邁入信息時代和大數據時代。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AI）等是信息時代智慧城市建設的關鍵技術，隨著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的發展，提升了城市發展解決城市病的能力，即城市治理能力；同時，延伸了城市空間范圍，弱化了地理因素帶來的空間成本，優化了城市空間配置效率。
1. 智慧城市體系與城市循環發展
根據對智慧城市概念的理解，智慧城市的本質在于運用信息技術促進城市空間各領域的更新，是信息化、智能化與城市化的多維融合，這也決定了智慧城市是一個具備多維度的空間動態非均衡系統。借鑒T.M.Vinod Kumar等學者在《Smart Economy in Smart City》中對智慧城市系統的定義，本文認為智慧城市是生產、生活、生態的新空間聚合體，是數據要素客體、智慧微觀經濟主體、信息技術和基礎設施環境、智能流動或市場機制、智慧應用和制度保障泛在互聯、相互作用的網絡空間巨系統。數據要素+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通信技術+信息基礎設施是智慧城市區別于傳統城市的新基礎設施和新要素，這些新基礎設施為城市數據資源聚變創造了新平臺，新要素的產業化、價值化、資本化即數據聚變成為智慧城市發展的新引擎，促使智慧城市實現更高層次、更高質量的發展。
區域與城市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是循環流轉和創新驅動共生的過程。其中，循環流轉既是一個靜態過程，又是一種均衡條件，該均衡則是對經濟系統變化的吸收；而創新驅動的發展則是經濟系統和社會條件的巨大跳躍，是一種能夠打破原有均衡的系統內生變化。在區域與城市經濟發展過程中，循環流轉是一個和創新驅動的發展共生的過程。創新驅動的發展推動循環流轉在更高層次上運行，可將其看作是一個舊結構的瓦解和新結構的構建過程。然而，解構和建構的核心是引入一種新的要素組合，這既改變了要素結構和要素組合，也改變了區域和城市發展模式，最終促使城市發展進入新的階段。當前，以信息（或數據）為核心投入、智能制造為先導部門、新一代互聯網基礎設施為主要內容的新一輪技術—經濟范式正深刻地改變著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在此過程中，區域和城市發展新聚集機制形成，并逐步改變傳統的產業分工與集聚模式，網絡化、智能化將成為新興產業的組織形態。正如卡斯特所指出：信息技術革命催生了以信息與知識為關鍵因素，知識的生產、信息的處理以及技術的運用為生產力來源的新的信息發展方式，智慧城市則是這一發展模式的新階段。
2.智慧城市建設與數據資本化的作用機制
城市發展本質上是一定空間范圍內各種要素相互作用的非均衡動態系統，是空間、微觀經濟主體、要素稟賦、環境內在聯系與相互作用的結果。本文認為智慧城市是信息時代和大數據時代的新空間聚合體，是數據資源、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微觀主體需求之間動態作用的結果。故本文擬從智慧城市的新要素，即數據或信息要素、新一代信息技術創新效應、微觀主體的匹配等方面，探索智慧城市建設與數據資本化的相互作用機制。
第一，多維數據聚集空間——智慧城市。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打破了傳統地理空間無感知、孤立的束縛，城市空間延伸到泛在聯系、無線感知的網絡新空間——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建設完善了城市空間智能服務新功能，為數據資本化提供了應用空間。隨著計算機、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的創新，城市空間也由傳統的地理空間延伸到信息網絡空間，泛在互聯、實時感知、及時反饋成為新空間的核心特征。尤其是進入大數據時代，物聯網賦予城市實時監控與整合的能力，城市發展進入城市大數據監控時代，數據、信息成為城市發展的新要素。城市大數據監控時代，城市成為數據聚集地，變成多維數據聚合空間。智慧城市作為一種新空間，不僅僅是經濟活動的載體，同時也具有空間價值，即城市發展由空間上的發展延伸到空間發展的更高層次。
當前，智慧城市建設重在城市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通過物聯網、遙感等技術實時感知空間內的變化，其本身就是在打破傳統地理、信息孤島等空間阻礙，使得城市發展進入一個能夠為科學決策提供瞬時變化信息的新空間。5G、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信息基礎設施的完善使得智慧城市能夠更加高效地匯集城市空間內外部的數據、信息，形成城市發展的數據資源。與傳統地理空間資源不同，智慧城市作為一種網絡空間，數據或信息資源是其內部核心資源；同時，還能夠吸收其他空間的數據資源，并將城市網絡空間中的社會、文化、生態等資源進行數據化，形成城市數據資源洼地。此外，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移動終端的普及，使得智慧城市成為具備數據思維、數據能力、數據應用的聚合體。因此，智慧城市既是數據聚變——數據資本化的空間載體，也是數據聚變引致城市質變——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結果。
第二，智慧城市的數據聚變——數據資本化。舍恩伯格（2018）指出，人類已經進入數據資本時代。與傳統城市發展靠商品生產、資本投資獲得利潤和積累資本不同，智慧城市中數據成為資本積累的重要來源。大數據時代，數據資源正逐步向生產要素的形態演進，且與資金、土地、人力、技術等要素相提并論（大數據戰略重點實驗室，2019），參與生產且與勞動創造的商品相互整合衍生形成數據商品，即用數據生產數據（劉璐璐，2019），并促使數據資源的資本化，實現數據的生產要素價值。大數據時代，大數據與智慧城市建設實質上是將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與城市建設相結合，重在以數據流、技術流引導商品流、資金流、人才流。因此，建設智慧城市就要系統把握數據從哪里來、流向哪里、為何以及流量是多少等問題，這一過程也就是智慧城市數據資源如何配置的問題。
一定空間范圍內經濟主體所擁有的數據資產的聚合，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初始數據稟賦，受數據引力的影響，數據受自身規模與質量、外部條件的影響，不斷地聚合數據資源，從而實現數據規模的指數級倍增、空間上融合，在城市空間上將形成數據網絡聚合效應。數據的弱排他性、強聚合力、高異質性等，也決定了城市數據價值的非線性規?？s放，區域傳統生產要素的線性規模報酬。然而，這種非線性縮放聚合效應要求數據資源或數據資產必須通過市場交易，從而實現數據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的經濟價值，即數據資本化。本文研究認為數據資本化是利用市場手段對數據資源開發、加工、交易等，以滿足人類創造財富的需求并獲取利潤，從而對數據資源價值的認識、開發、利用、投資、運營的保值增值過程，即數據價值的實現需要沿著數據資源—數據資產—數據資本—數據經濟價值的轉換路徑，實質上是數據資源價值形態在不斷發生變化。未來智慧城市建設則需要圍繞數據資本化過程構建與之相匹配的數據生態系統，完善數據資本化的數據聚集與處理能力、制度保障和市場機制，即構建城市數據資本化價值鏈。
數據資本化過程涉及數據要素稟賦、智慧微觀經濟主體、信息基礎設施環境、智能管理、智能流動機制、智慧應用的智慧城市系統的全部要素。城市數據資本化價值鏈不僅包括數據資源價值化，還在于“數據+”，依賴新一代信息技術，促進數據與城市經濟發展的多維融合。數據資本化與智慧城市建設的動態作用目的就在于賦予城市數據思維、數據能力與數據應用，充分挖掘城市空間數據洼地的價值，在這一過程中實現數據聚變——資本化，催生新業態、新產業、新模式即數據產業化，培育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新動能，釋放智慧城市的空間價值。
第三，數據開放共享是溝通智慧城市與數據聚變的橋梁。當前，作為動態變動的非均衡空間，城市發展要由傳統的相對封閉地理空間向開放共享的網絡空間轉變，智慧城市建設更要通過新的信息通信基礎設施的完善，提高空間的開放共享程度，使數據能夠真正在城市空間中流動起來即轉化為數據資本。所以，智慧城市已成為一個具有復雜系統的數據聚合體，是數據資源本體、大數據技術、市場匹配機制、數據供需主體、數據應用等多維數據因素的聚合體。智慧城市聚合體內數據開放共享決定了聚合體內各因素相互作用的深度，進而決定了智慧城市決策的制定與選擇，以及城市的發展模式。
在一個成熟的智慧城市中，居民、企業、非政府組織和政府部門既是數據的生產者，也是數據的應用者。智慧城市聚合的大量數據資源只要能夠用來滿足微觀經濟主體的需求，都具有一定的利用價值，只要能將這些資源按照微觀主體的需求有效的匹配起來，就能實現數據資源的共享，促進數據資源發揮價值，提升智慧城市的服務水平和治理能力。智慧城市是政府與居民、企業之間溝通的載體，承載著政府治理、經濟社會發展等關鍵職能。政府為了更好地發揮職能，通過實地調查、統計報表、普查等形式，掌握了城市經濟、社會、生態等領域的大量數據，在智慧城市建設中這些數據成為政府重要的數據資產。如何更好地開放政府數據平臺，挖掘政府數據資產的價值，成為智慧城市政府治理的新舉措。目前，上海、杭州、貴陽等城市通過政府數據平臺開放打造“城市數據大腦”，城市治理觀念、治理模式不斷發生變化。同時，通過政府數據開放，催生了數據相關新興產業的誕生，促進了本地數據資源的產業化?？傊?，智慧城市以向微觀經濟主體提供實時智能服務為目標，運用大數據、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實現“優政”“興業”“惠民”的目標。這一目標實現的動力和機制均來自數據聚變—數據資源的資本化，而數據資源的開放共享是前提條件，也是智慧城市建設與數據資本化的共享機制。
